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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高粱从大写的人到小时代的宫斗

2019-06-09 09:31:20来源:励志吧0次阅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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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下热播的电视剧《红高粱》掀起了热议。赞赏者关注的是电视剧“向电影版致敬但绝不重复”的改写,认为电视剧别开生面,创造了别样的景观。批判者也同样瞩目于此,认为电视剧不断偏离原著,并认为原因在于导演所说的:筹备期仅一个月,拍得太急,及格就不错。这种争议透露出有趣的信息:如果以《甄嬛传》作为当下电视剧的范本,《红高粱》其实并无出挑之处,它无非是宫斗加抗日,司空见惯。但是当我们将它放置在上世纪80年代小说和电影的脉络中时,就会发现差异,这种差异足以引发震惊,观众的欣喜与不满也由此而生。

电视剧《红高粱》的确不同于小说原著。在上世纪80年代的反思语境中,另类文学小说《红高粱》成功地创造了去政治化的主体,以达成对于上世纪50到70年代的反思。这种主体外在于现代政党政治,以“野性”、“杂种”和“好汉”自我指认。支撑这一主体的价值体系是“人道主义”,高密东北乡借助“人道主义”变成了一处闪耀人性的圣地,在此,人们杀人越货、精忠报国、自由自在而无所畏惧。作者似乎只能以“种”这样的生物学字眼来描述这一主体,它也构成了上世纪80年代“大写的人”之一种。

但新世纪以降,伴随后冷战和全球化过程,“人道主义”已经不复为新的世界想象的有效构成。80年代“大写的”高密已经远去,全然不同的叙述被建立起来:首先是全新的二元对立——一切“斗争”都是邪恶的,“不争”才是圣洁的。这一对立呼应着当下的腹黑剧,以及影视剧中白衣飘飘的程婴或卫子夫。其次是对这种“小斗争”的有效隐喻——“宫斗”。斗争的正义和崇高感不见了,一切斗争都被呈现为邪恶和非法,它们无关对未来的探索,只关乎欲望与私利,斗争主体也不可避免地保守化。我们可以从电视剧《红高粱》的转变中清晰地看到这一过程。《红高粱》被顺时应景地改写为“宫斗”,上世纪80年代杀人越货的九儿跑到逼仄的单家大院跟嫂子斗来斗去;狂野不羁的余占鳌重新变成鼠目寸光的土匪;小说中骂不绝口,至死方休的好汉刘罗汉,每天在妯娌间平衡关系,并为娶不娶淑贤而烦恼。在此,我们可以看到想象的日渐保守和匮乏。在“宫斗”的时代,人们似乎很难想象出别样的斗争,这一现实虽然仍是“去政治”的结果,但此时的“去政治”的确与以往不同,因为“去政治”所隐含的对立面、那个宏大而理想化的“政治”已经遥不可及,完全不在视野中了。

“宫斗”重构了旧有的世界,并将既往的对立面消融为你中有我的存在,但在另一个层面上,这一全新的世界也呼唤着较以往更强大、更有掌控力的权力中心。这种权力有两种面向:首先,它被呈现为宫斗中的胜利者,九儿便是一例。在电视剧中,小说中那个高大性感爱吃醋的九儿变成了家族女企业家,精明强干,泼辣老练。嫂子斗不过她,土匪斗不过她,日本人也别想骗过她。应当说,九儿与其“前身”甄嬛一样,是宫斗时代的完美主体。其重要的特征是,他们总能参透历史,总是进退有度,并在变幻莫测的斗争中稳健胜出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小说中曾被余占鳌嫌弃、惧怕恋儿三分的九儿,变成了电视剧《红高粱》的核心,九儿不像看起来那样现实主义,相反,她参透历史的能力携带着超验色彩,她掌控着斗争的各条线索,余占鳌、朱豪三和俊杰,分别代表着土匪、政府和知识分子,这些力量纷纷降服在九儿的小身板之下,甘之如饴。九儿是全新集权方式的隐喻,她完美无瑕地超越历史,一如主题歌所唱,不是别人,而是“九儿我送你去远方”,此言的确不虚。

事实上,新世纪影视剧一直在探索全球化时代新权力的表述方式。据络文学了解,新世纪伊始,两种不同的表述已经出现。一种是《英雄》,另一种是《大宅门》。《英雄》的权力表述格外纠结,它无法回答秦始皇如何能集集权和认同于一身,既暴力,又万众归心。这个问题在《大宅门》二奶奶那里被有效地解答了:这种全新的集权不再暴力,而是诉诸权威,询唤着由内而外的认同。二奶奶以柔情的方式消解了秦始皇的困境,她先是斗争的胜利者,继而又成为家族的主心骨,二奶奶不可或缺,因为她所占据的正是集权的位置。新世纪以来,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中出现了“主心骨”形象,它被呈现为饱经沧桑的家族老人,他是胜利者,并洞察一切,无所不知——《铁梨花》中的老太太,《勇敢的心》中的奶奶,都是如此。在这个意义上,甄嬛和九儿构成了这些家族老人的另一侧面,就像年轻时的二奶奶,当甄嬛或九儿在宫斗中取胜,接下来的日子,便大可以摇身一变成为“主心骨”了。

(文化责编:宋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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